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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刻年齡穀梁傳注疏》出書

 

 

 

書名：阮刻年齡穀梁傳注疏

所屬叢書：四部要籍叢刊·經部

出書社：浙江年夜學出書社

出書時間：2020年9月

 

 

【內容簡介共享空間】

 

《監本附音年齡穀梁傳注疏》，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據上海圖書館躲清嘉慶二十年刻本影印。《年齡穀梁傳注疏》是我國儒家傳統典籍《年齡》的三種注解（稱“《年齡》三傳”）中的一種。自先秦、兩漢、唐宋至清代，遞相注釋。阮刻《十三經注疏》是現代正經注疏匯刻本的集年夜成者，雖然遭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容有“淮風別雨，不以為善”之譏，但其校刻精細、體例謹嚴，允推歷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問世200多年，是迄今公認的最善刻本。嘉慶阮本又教學有初刻后刻之別，本次為第一次《阮刻年齡穀梁傳注疏》嘉慶本后刻本舞蹈場地第一次影印，修訂了阮刻嘉慶初刻《穀梁傳》的一些文字訛誤，更為便利讀者閱讀與研討。

 

【共享會議室阮元簡介】

 

阮元（1764～184教學9）字伯元，號蕓臺、雷塘庵主，晚號怡性白叟，籍貫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后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年夜學士，太傅，謚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惟家，在經史、數學、天年、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很是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書說明】

 

《監本附音年齡穀梁注疏》二十卷，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清阮元校刻，據上海圖書館躲清嘉慶二十年刻本影印。

 

《年齡》三傳之中，《穀梁》聲勢較弱，關于其性質、作者、時代、得掉等問題的聚訟則較復雜。其作者，楊《疏》云：“穀瑜伽教室梁子名俶，字符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其授受源流，楊《疏》云：“（穀梁子）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后魯人榮廣年夜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共享會議室，擢千秋為郎，由是《穀梁》之傳年夜行于世。”這是從《漢書·儒林傳》中歸納出來的。但沈鳳笙師長教師在《從漢初今文經的構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中指出：“申公傳《年齡》和江公受學于申公務，均不見于《史記》，很難考實”，“所稱子夏三傳至申公顯屬謬誤”。因為子夏、穀梁赤和荀卿的活著時間差得太遠，絕無直接授受的能夠。穀梁赤為經作傳之說，也因為傳中引尸子、孟子語而缺乏信據。這些牴觸之處，連固守《穀梁》的清儒鍾文烝也無法彌縫，只家教好含混地說：“蓋穀梁受業于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于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為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年夜氐穀梁子之于子夏、孟子之于子思，事同而時亦附近也。”

 

《年齡》以義修辭，不以記事為重。徐邈云：“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霸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聚會場地少多。”經學成立以來，《年齡》便被認為包括著至當之道，既然至當，理應獨一，三傳卻“臧否分歧，褒貶殊致”，則此中必有長短對錯之別，即范寧序所說的“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年夜義乖。”特別是“純論經義”的公羊、穀梁二家，不得欠亨過長期的辯論爭執，以求樹立并維持本身政治上的優勢位置。漢武帝時，代表《公羊》學的董仲舒與代表《穀梁》學的小樹屋瑕丘江公送上命議經，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卻“吶于口”，天然敗下陣來，同時丞相公孫弘也治《公羊》學，支撐董仲舒，于是天子尊信《公羊》家，并命太子受《公羊年齡》，故《公羊》學年夜興而《穀梁》學浸微。但太子在學習《公羊》之余，暗裡對《穀梁》也頗感興趣，江公又得榮廣、皓星公二人為門生，榮廣“高材捷敏”，數次與《公羊》年夜師眭孟等人辯論都占得上風，足見《公羊》家并未獲得絕對的勝利。漢宣帝時，榮廣、皓星公的門生蔡千秋因為“上善《穀梁》說”舞蹈教室而被擢為諫年夜夫給事中，復為郎中戶將，此后又經歷了尹更始、江公之孫、劉向、周慶、丁姓等人一系列的傳學。從元康中會議室出租開始講論《穀梁》之學到甘露元年，十余年間，培養了一批明習《穀梁》的學者。“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看之等年夜議殿中共享空間，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長短”，兩派再次展開對決。參與討論的《公羊》家包含《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許廣，家教《穀梁》家包含《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雙方“議三十余事，看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年夜盛，慶、姓皆為博士”。由此打破了傳統的一經一師法的局勢，開創了一經幾個家法并立的設置（《年齡》在《公羊》外增立《穀梁》博士），周慶、丁姓被立為《穀梁》博士，代表著《穀梁》今文學的正式完成。（據沈鳳笙師長教師說）《公羊》《穀梁》二家的興個人空間衰，是多方面條件綜一起配合用的結果，明面上當然應該是解經較為正確深入的一派獲得勝利，但事實上卻更多地遭到經師談鋒學識、天子興趣立場等個人原因的影響，所以才會出現論辯結果因時變化的局勢。漢甘舞蹈教室露三年增設《穀梁》博士的行為，尤其具有濃厚的政治顏色，絕不僅僅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詳見束景南、余全介《西漢〈穀梁傳〉增立博士的政治佈景》）。

 

當然，在爭奪經學正統的過程中，政治影響只可意會，不克不及言傳，只要基于學術觀點的論據可以公開提出。歷代治《穀梁》學者各陳所見，要以清鍾文烝《年齡穀梁經傳補注·論傳篇》纂輯為備，據之撮述，約有數端：一、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寖廢，后百余年，魯人穀梁赤為《年齡》，殘略，多有遺掉，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領矣。”鄭玄《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故知《穀梁》學之樹立早于《公羊》。二、《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年齡》，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故知《穀梁》為《年齡》學之正宗。《論傳篇》云：“（孔門后學）皆以此經為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亡，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年夜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故知《穀梁傳》之成書亦先于《公羊》。三、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作為漢代經學的集年夜成者，鄭玄的評價無疑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后世儒生贊揚此傳佳處，“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緊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年齡》家曰《穀梁》尤好”，都是在“善于經”上的進一個步驟發揮（詳見許超杰《〈穀梁〉最善于經：鍾文烝〈年齡穀梁經傳補注〉約論》），會議室出租故知《穀梁傳》之經學勝于《公羊》。上述各事都基于一個主要條件，即《穀梁傳》成書早于《公羊傳》，但這一條件是不成立的。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已意識到“《公羊》《穀梁》二傳同者，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后，研討《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允者，以此也。”沈鳳笙師長教師通過比勘《公》《谷》《史》《漢》文本，進一個步驟證明：“《穀梁傳》晚出，……是江公采用當時經師口頭相傳的一些經義，并參照《公羊傳》而編寫的一部仿作。它既在（漢）景、武間用漢隸寫定，也是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二家）依經作傳，經文都被引述于傳文之中，亦即出于傳者口述。《公羊》《穀梁》二傳寫成書本，經文的絕年夜部門亦隨之隸定了。二傳字有分歧，故經文字亦有分歧。”考據詳密，足稱定讞。至于清末以來視《穀梁傳》為古文經學的異說，則顯然是緣于對經學今古文之分的誤解，就不用再辯了。

 

《穀梁》學雖有本身的特點，但即便是在增設《穀梁》博士的漢宣帝時代，《穀梁》學也只是更多地被用作對抗《公羊》學的政治東西，并沒有真正獲得統治者的愛崇，“《年齡》學領域仍然是《公羊年齡》一統全國家教，天子的詔書和年夜臣的上奏里面采用較多的依然是《公羊年齡》的學說。”（束景南語）《年齡穀梁經傳補注序》所云“漢世三傳并行，年夜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后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小樹屋，妄謂《穀梁》膚淺，缺乏立學，沿襲至唐初，謂之瑜伽場地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茍非有范寧、徐邈闡明于前，楊士勛輩纘述于后，則《穀梁傳》之在本日，幾何不為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征不信哉”，既飽含著鍾文烝的悲憤，也是《穀梁傳》流傳的實情。范寧，字武子，順陽縣人，為豫章太守。他是東晉時期少有的攙扶名教、力斥玄學的經學家，曾作《罪王何論》痛詆王弼、何晏以玄學義懂得說儒家經典的做法。《年齡穀梁傳集解》是其最主交流要的經學著作，也是完全保留至今的最早的《穀梁傳》注本。他以父親范汪的學說為基礎，博采諸家，并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之說，故題為《集解》。與猛攻家法的漢代經師比擬，范寧治經的態度較為開明，并紛歧味褒揚《穀梁》而貶斥《左》《公》二傳，其《集解序》云：“《左氏》艷而富，其掉也巫；《穀梁》清而婉，其掉也短；《家教公羊》辯而裁，其掉也俗”，所以對三傳都應該“棄其所滯，擇善而從”“并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已漸開后世通貫三傳的學風。楊士勛生平不成考，但孔穎達《左傳正義序》列舉的“共對參定”的名單中有楊士勛之名，故能夠是唐初人。楊《疏》一方面繼承范氏《集解》的客觀態度，同樣酌情援用了《左》《公》二傳的相關資料，另一方面保留了大批《穀梁》舊注舊說，此中多有本日已散佚者。雖然傳世的經學文獻汗牛充棟，但《穀梁》學著作所占比重極小，由范氏《集解》和楊氏《疏》組成的《穀梁傳注疏》尤其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穀梁傳》在經學史上的位置不彰，其注疏傳世版本的情況也相對簡單。阮元校刻的“重刊宋本穀梁注疏”依據的藍本依然是元刻十行本，但與阮刻中其他年夜多數經書分歧的是，真正的宋刻十行本《監本附音年齡穀梁注疏》尚加入我的最愛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我們了解，正經注疏的元刻十行本是在南宋建陽坊刻十行本的基礎上翻刻而成，其內容、行款都有相當水平的延續性，惋惜宋刻十行本年夜多亡佚（本日可見者只要《毛詩》《左傳》《穀梁》三種），所以普通難以確知元刻十行原形較宋刻十行本畢竟發生了多年夜的變化，《穀梁》一經則可通過比勘存世的宋刻、元刻十行本為我們供給關于此問題的較可托的謎底。“起首在情勢上，宋刻注疏本版心細黑口，下無刻工，版心上偶鐫本版字數。元刻注疏本版心則為白口，教學場地版心上年夜多鐫有本版字數，版心下鐫有刻工姓名講座場地。其次，宋刻注疏本在疏文出文個人空間后空一格，下接‘釋曰’，元刻注疏本則在空格處加一小圓圈標識，下接‘釋曰’。宋刻注疏本中的繁體字，元刻注疏本有改作簡體字者。……這是翻刻過程中寫工、刻工趨簡所致。別的，在翻刻過程中，也出現了大批文字上的差異。”（張麗娟《〈穀梁〉單疏本與注疏合刻本考》）而通過比勘以元刻十行本為藍本的阮刻本和宋刻十行本，可知：（一）阮本訛誤多可追溯至宋刻十行本；（二）有宋刻十行本明顯訛誤而阮本不誤者；（三）有阮本誤瑜伽場地而宋刻十行本不誤者；（四）通過宋刻十行本可探尋通行本訛誤之跡。第四點尤其值得關注，張麗娟老師曾舉一典範例證：襄公三十年疏，阮本“姬能守災逝世之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災逝世’作‘夫在’。”按單疏本此處正作“夫在”，而宋刻十行本此處作“尖在”，蓋因形近而誤“夫”為“尖”，后世各本以“尖在”不成詞句，又臆改為“災逝世”，辭意雖通，離原文卻相往愈遠。

 

所謂元刻十行本又是一個偏廣義的概念。根據張麗娟《元十行本〈監本附音年齡穀梁注疏〉印本考》的研討，元刻十行本的刷印時間可進一個步驟分為三個時期：一、晚期印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擺佈雙邊，雙順魚尾，有書耳。版心上刻鉅細字數，下刻葉數、刊工姓名，年夜字“疏”字以圈圍標識，以japan(日本)京都年夜學人理科學研討所躲本為代表；二、中期印本，新增大批明正德年間補版，以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本為代表；三、早期印本，以大批新刻補版替換舊版，并對仍保存的舊版進行了系統的修補改訂。新補版片均為白口，周圍單邊，雙對魚尾，年夜字“疏”字白文陰刻，字體趨于樸直，與元刻及正德補刻的字體均有明顯區別，其補刻、刷印時間應在明嘉靖年間，以北京市文物局躲本為代表。晚期、中私密空間期印本的版心字數、刻工姓名都很完全，但1對1教學早期印本往往對原版葉中的版心字數、刻工姓名加以剜除，且較隨意，無必定之規。在文本方面，早期印本校改了早、中期印本的一些疑誤之處，同時也有妄改的處所，前者如卷十三第二葉疏文，早、中期印本作“言作者講座場地不心有新”，早期印本改為“不用”，后者如卷十五第十二葉疏文，早、中期印本作“是其文玄相通也”，早期印本改“玄”為“亦”，實則單疏本作“互”，這些處所阮本均與早期印本分歧，可知是依據早期印本翻刻的。

 

阮本有嘉慶初刻和道光重校之別，已為業界熟知，但即便是嘉慶本內瑜伽場地部也仍然存在初刻、后印的問題。張麗個人空間娟《明李元陽本〈年齡穀梁注疏〉淺探》指出，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三月作丘甲”“公羊說作丘甲”，宋、元十行本、嘉慶阮刻初印本均誤作“兵甲”，而嘉慶阮刻后印本改為“丘甲”，成公二年經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宋、元十行本、嘉慶阮刻初印本均脫“衛”下“人”字，而嘉慶阮刻后印本補“人”字。阮刻后印本所做的校改，往往可以在更早的宋余仁仲刻《年齡穀梁傳》、舊鈔《穀梁疏》單疏本或較晚的明嘉靖李元陽本以下諸本中找到左證，故難確指是依據何本校改（阮元校刻此經時，雖然不克不及親見余仁仲本及舊鈔單疏原書，賴有何煌的傳校本參考，所以仍能解決許多元刻十行本中存疑的問題。關于何煌傳校余仁仲本及單疏本之事，詳見張麗娟老師的相關論文），能夠確定的是阮刻后印本的文本質量較初印本有所進步，從閱讀角度來說，是更佳的選擇。《穀梁傳注疏》的清嘉慶阮刻初印本，過往被收錄在臺灣藝文印書館、年夜陸中華書局等出書社發行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坊肆常見，而其后印本則尚未聞有影印者，今取上海圖書館躲后印本排印，依舊采用單面半葉的形制，頗便點讀，或許能為《穀梁傳》這種經書中的“弱勢群體”的文獻流傳事業做一點渺小的貢獻，也盼望能繼續獲得讀者們的支撐。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蔣鵬翔撰于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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